1．认识气候变化的复杂性

　　大气本身含有多种元素和成份，存在着各种运动变化，并影响着水圈、生物圈、岩石圈，相互关系复杂，因而气候变化也是多样的。从全球来看，各地的变化不同。80年代全球变暖，阿拉斯加升温3—4℃，西伯利亚升温2—3℃，而波罗的海反而下降1—2℃。从具体地区来看，各地地理条件不同，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也不同，认清这一点对于采取具体措施至为重要。

　　2．了解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

　　我们对气候变化的原因、规律、影响因素和影响过程等重要问题的认识，都存在着各种差别，也即所谓不确定性；对未来变化的预测，这种不确定性就更大些。对同一事实也会有不同认识和引出不同结论。但我们不能因为存在不确定性而放松了行动，而应在与自然的斗争中来加深认识。

　　3．对于气候变化要有正确的利弊观

　　一是不同地方利弊不同。现在一般认为气候变暖对加拿大有利而对美国不利；对俄罗斯有利而对西北欧不利。我国东北近似于加拿大的情况，而中原和长江流域则近似美国的情况。鉴于气候变化的复杂性，需要各地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分析，不能笼统对待。

　　二是同一个地方也是利弊参半。如不能采取与气候变化相适应的措施，有利也可能变为有害。如果今后几十年内亚热带北界由秦岭、淮河扩展到黄河以北，那么，生物群落也会改变，冬麦北界也可能推出关外直到移过辽宁。农作物耕作制度、品种布局都必须改变，否则既浪费资源又造成减产。冬季升温增加了热量资源，但又会使越冬病虫害增多。总之，人类生产活动必须适应气候变化。

　　4．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最佳境界

　　今天人类已经能在全球规模上影响气候变化，但不要忘了恩格斯说的“人类对自然的每一次胜利，都受到了自然的报复”。人战胜自然是有条件的，首先必须服从自然规律，同时必须保护自然。对于气候变化，突发灾害，既不应恐惧悲观，又不应与自然规律“对着干”。

　　我想我们可以采取这样一些对策。

　　1．搞好环境外交，加强国际合作

　　国际气象合作有一百多年历史了。发展中国家抗灾能力微弱，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最近瑞典的波林教授就谈到，荷兰把全国海堤加高半米，所费不过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孟加拉海平面若升高1米，就要丧失10％的良田。工业化的果实由占1/4人口的发达国家来享有，工业化造成气候变化的恶果则由占3/4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承受。要通过国际协商寻求解决。

　　2．促进气象、气候方面的立法

　　争取建立必要的国家、地方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大气法、海洋法、水法，进一步完善各项法规，依法减灾和处理气候变化。在社会经济项目中，特别是工农各业的开发，成千上万的移民，城市、矿山建设及水利、电力工程等，对气候环境要求、影响的论证、评估，应由法定的权威气象机构作出。

　　3．把对付气候变化和减灾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计划之中

　　最要紧者是设立两项基金。一是救灾基金和相应的社会保障体制，辅以保险事业，使救灾工作有计划的进行，万无一失而又不干扰财政及经济发展。二是科研教育基金和相应的科研和宣传教育机构，支持多学科的联合研究，加强气候意识和气象科学的普及教育。

　　我们应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采取不遗憾政策（noregretpolicy）。包括在控制人口、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制止森林破坏和推进绿化、节约和改造能源等方面坚持有效的政策，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无论气候如何变化，建立在不遗憾政策基础上的发展是最佳的，从长远效益来看尤其如此。50年代由于没有采纳马寅初控制人口的建议，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要放慢许多，中国要后悔百年。现在又面临类似问题，如对气候变化掉以轻心，将危及人类生存发展，可能会造成更大遗憾。控制二氧化碳刻不容缓。为此需要调整能源结构，中国是第三排放大国，将来不可能不受限制，如不及早采取措施，今后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

　　对于气候变化，正确的认识、科学的对策、不遗憾政策，是一篇很大的文章，在本世纪和下世纪都要认真来做好。这关系到人类持续发展的前途。这于气象事业是发展的契机，于气象工作者是光荣的使命，让我们殚精竭虑来做好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