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科学家”

　　探险队里，只有苏联人维克多和我有科学考察任务。要论起劳累程度，我的更大些。因为我要沿途每55公里采集一次雪样。

　　采集雪样是这样的工作程序，先在雪地里挖一个宽约1.2米，长约2.5米的雪坑。有点像地窖的入口，不过只有三级台阶。然后用专门仪器，每隔2厘米取一点雪。装入事先净化了的塑料小瓶中。采样的要求很严格，比如，手套是一次性的，用完就得丢掉；口罩只允许用10次等等。在长达6000公里的路上，我共采取了800多个雪样。

　　为什么要采雪样？这是因为南极的雪永久不化，在一个剖面上可以采到几十年以前的雪样品。科学家通过分析雪样的痕量元素、微量元素的含量，确定当时全球的气候，进而预测未来的气候。在科学家看来这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要是在正常情况下，对我来说，采样只是“小菜一碟”，南极的雪一般比较松软，有个把小时就可以完成任务。但这次非同寻常，我们是在行进中采样。白天，我们要匆匆上路，采样的时间只能在傍晚进行，还有休整时间也是采样的好机会。美国队长非常照顾我，为了在精确距离上采样，不得不一再改变日程表。

　　要说我是一个人采集雪样，也不很确切，实际上，当我在挖那个长而深的雪坑时，队员们都会主动地前来帮忙，你挖一阵儿，他挖一阵儿，一般有2小时就能挖好雪样采集坑。维克多是科学家，他常帮助我进行细似绣花地采集标本的工作。

　　可大多数时间，我还是尽量独立完成这项工作，同伴们太累了，他们还有各自的事情要做。

　　记得在“不可接近地区”的前段，我花了整整6个小时才挖好一个雪坑。那里的雪又硬又厚，挖上几十下，就得停下来喘口气。等到我回到帐篷，手指已完全冻僵，笔都拿不起来，关节全都肿了起来。我钻进睡袋，感到全身在发热发冷。原来发烧了。路易斯是法国医生，急忙找出药片让我服下。美国队长想到第2天还得赶路，直耸肩膀，摇头苦笑。昏沉沉的一夜过去了。第2天5：30，该起床了。我知道，这里不准有病号存在。我挣扎着爬了起来，向帐篷外走去。我几乎已不能行走，只好用腰带拴在狗撬上任它们拖着走。这天我们计划行进32公里。但我们还是超过了这段距离，到37公里时，我终于倒在了雪地上。美国队长命令宿营。又是昏沉沉的一夜，我好像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第2天早上5：30，我习惯地清醒过来了。发现病已全好了，不知道又出了什么奇迹。我们又上路了。

　　在东方站，我采到了最珍贵的雪样。维克多发现我带来了3把铁锹全都裂了缝，二话没说，拿到他的同胞们那里，用电焊结结实实地焊了一遍。

　　对一个科学家来说，雪样和考察日记如同生命一般重要。在跨过极点以后，我们不得不再一次精减装备。为此，在帐篷里召开了我们6国的“国际会议”，大家一致同意这样做。同伴们忍疼割爱，掂掂这，掂掂那，惋惜地丢弃了许多东西。维克多最为难过，他不得不丢掉一件与他伴随一路的气象测量仪器。

　　我却多了一个心眼，把备用的衣物丢掉，又偷偷再把采样的小瓶塞满了枕头，把标本分装在三、四个箱子里，以掩人耳目。我虽然通过了“严格”检查，同伴们还是担心秦的衣物带得太少了，对我的行动表示不解，法国人摇摇头说“真是个疯狂的科学家！”我想起了斯科特他在南极点遇难的几十年后，人们发现了他的遗物，雪撬上还有几十公斤的岩石标本，他的队员们是饥饿致死的，但在最后的岁月里，他们仍然没有舍得丢掉那些标本。斯科特的精神就是我的榜样。

　　日本人哪里去了

　　我们以每天47公里的速度前进，通过了1250公里的“不可接近地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2月13日，我们到达了苏联少先队员站。这里地势开始下降，气温上升，雪下得更大了。但依稀嗅到了海风的潮湿味道。到达目的地已指日可待。

　　3月1日，晚上宿营以后不久，大家突然感到事情不妙，舟津圭三出去喂狗，很久不见回来。大家一起跑出帐篷，在茫茫雪原上呼喊着舟津圭三的名字作推磨式寻找。苏联的极地“护航拖拉机”也隆隆地来回绕圈子寻找。车灯在大风雪中闪闪发光。那一晚我们都在外面来回奔跑，整整13个小时后，才听到舟津微弱的回答声。我们朝声音方向找寻过去，发现雪地上有一个小小的洞。挖开雪堆，舟津笑眯眯地钻了出来，说他没事儿。当他看到50米外的帐篷时，连他自己也觉得吃惊。

　　原来，他昨晚走出帐篷不久，暴风雪就加大了。能见度立时变成了零。舟津看不到目标物，不敢冒然行事，怎么办？这位机灵的日本人当机立断，从口袋里找出一把小钳子，开始学我挖坑的样，在雪地里挖了一个洞，钻了进去，只露出一个供呼吸的孔。外面的雪花在不停地下，想把那个不协调的小孔堵起来；舟津在里面偏偏不信老天那套，你堵我就挖，整整挖了一个夜晚，他才得以安然无恙。

　　看他的衣服，仍是那套单薄的防寒服，我暗暗地赞叹美国公司产品的高质量。

　　我们热情拥抱，祝贺他的成功，舟津说：有神保佑我，到不了和平站我算什么日本人。

　　维克多却认为多亏那天晚上的气温只有－20℃，如果在－30℃，雪洞早就成为舟津的墓棺了。我说：舟津真是幸运儿！维克多专门为舟津编歌一曲，以示纪念。

　　这里距和平站还有26公里路程。

　　胜利

　　1990年3月3日，当地时间7：10，我们按照总指挥部的命令，一分不差地滑行到我们的终点站——苏联和平站。

　　300米之外，已看到一辆苏制拖拉机隆隆开来。拖拉机的样子真有点像坦克，上面伸出的摄像机咔咔作响，像什么新式武器似的。我们穿过写有“终点”的横幅，各国记者纷纷拍下了那珍贵的镜头。

　　当我们解下滑雪板时，看到了各国国旗环列四周。我找到了五星红旗。

　　此时此刻，我们6名勇敢的人，代表着各自的国家，代表着全人类，经过220天，徒步行程5986公里，完成人类历史上征服大自然的又一壮举。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激动万分。我知道，此时此刻，卫星已把我们胜利到达终点的图像传遍了全世界。我的祖国，11亿中国人民正在和我们共同分享这一欢乐；全球几千万华人也在分享这一欢乐。世界人民在称颂这一代表“和平、合作、友谊”精神的伟大成功。沙莫斯的一段话说得非常好：“我认识到这并不只是我个人的事，它属于成千上万帮助过我、时刻关心着我的人们。现在才觉得，这次探险考察对人们来说，就像是看一场扣人心弦的电影，也有点像观看人类首次登上月球的电视录像，使得他们和我们一样同兴奋、共喜悦。”

　　我心里呼唤着自己的名字：秦大河，为了祖国，你成功了！

　　中国人的骄傲

　　横穿行动的成功震惊了全世界，特别是参加行动的6个国家，更是欣喜万分。3日3日当天，我们接到了中国总理李鹏、美国总统布什和夫人、法国总统密特朗的贺电。李鹏总理早在考察队到达南极点时就发过一次贺电了，可惜因通讯故障而未看到。这次我拿着两份电报，感到了我国政府和人民忠于南极条约的宗旨、为和平利用南极贡献力量的诚意。随后，我们又先后收到了日本首相海部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贺电。

　　3月8日，我们乘坐一艘苏联极地考察船“祖波夫教授号”离开和平站，8天后到达澳大利亚港口城市富兰蒙特尔。在澳大利亚悉尼市受到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欢迎。澳大利亚外交部长设酒会欢迎6国队员。澳大利亚人说，尽管我们自己没有队员参加这次活动，但考察队员完成任务回到文明社会第一站，就到达澳大利亚，我们感到很光荣。

　　3月23日，我们到法国的第2天，法国总统密特朗接见了全体队员及工作人员。在巴黎市法国国家科学博物馆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欢迎我们。

　　3月24日，在途经英国伦敦机场时，我们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3月25日，我们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次日，在美国国家新闻中心举行了最高级别的新闻记者招待会。3月27日，美国总统布什和夫人在白宫玫瑰园接见了全体队员。当晚参议院通过决议，将此举载入美国史册。

　　这是一种“串门”行动。我们事先商定过，横穿成功以后，要结伴到各自的祖国参观访问，下面的地点自然是日本、中国、苏联、英国，还有沙特阿拉伯。

　　4月8日，我回到了祖国的首都，在那里受到国家南极委员会和中科院的欢迎，并给南极征文获奖者颁奖，看到了我国的少年儿童和20多个国家的少年儿童一起参加热爱南极活动的丰硕成果。

　　4月13日，我回到了故乡兰州。家乡的人民、党政领导人以隆重的仪式欢迎我的归来，把我视作“英雄人物”，使我十分感动。当我接过一束束少先队员献上的鲜花时，又想起了我幸福的童年。

　　5月7日，6国队员一块儿去了日本，在东京受到日本首相海部俊树的接见。

　　5月9日，探险队的全体成员：秦大河、让·路易·艾蒂安、维尔·斯蒂克、维克多·巴雅尔斯基、杰夫·沙莫斯、舟津圭三和辅助队员：沙特阿拉伯科学家穆斯塔法·毛阿马拉、伊布拉海姆·阿拉姆，在中国首都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亲切接见。杨主席说，中国有句话：“不到长城非好汉”，比起你们来，应该改一改，改为不到南极、北极非好汉。杨主席还说，6位英雄中也有中国的一分子，这是中国人的光荣。

　　考察探险队向杨主席赠送了一件桔黄色的南极服上衣，上面绣着中、美、法、苏、英、日6国国旗。杨主席穿上这件衣服，高兴地说：“我也成了南极考察队员啦！”他热情地为我们题词：“为南极科学考察事业努力奋斗！”

　　最令人难忘的是，我在海外，所经之处，一定有华人热情地向我致意。华侨们要求签名，高举着横幅，上面写道：“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为你感到光荣。”有一张条子上写的是：“秦大河——中国人的骄傲！”

　　看到这些激动的场面，我对这次横穿行动的认识加深了许多，我的行动为炎黄子孙、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儿子不服气

　　回到家中，行李还没顾上打开，就被记者围追，加上连续一星期的报告会，无法在家里安静下来。我和儿子只在机场见了一面，他又去上他的学了。他今年上高三，是应届毕业生。在这个年龄的年轻人，他想什么，我这个做老子的竟无时间去和他聊一聊。记者告诉我，在去年美国广播公司记者来兰州采访时，问他“对你爸爸横穿南极，有何想法”时，他回答是：“我爸爸能征服地球的最南端，我已无处可去了，看来我只好上月球去了。”听到这句话，我嘿嘿一笑，说：“好小子。”

　　对于我这个独生子，我还能说些什么？这几年来，我大部分时光都在野外、国外度过。儿子小时候问妈妈：“我爸爸长得什么样？”听到妻子说这些话时，我竟无言以对。中国有一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我只在他小时候带过他，深信他的品行。我把他和当代青年人一样看待。他是中国下一代的一员。他们有他们的追求和向往。我深信不疑，青年一代一定会超过我们。有人看不惯青年人的跳舞啦，讲话啦，行为举止啦。我对他们说，也许我在国外生活得时间长了一点，我看到外国科学家舞跳得好，但他们的科研搞得更好。

　　更为难于启齿的是，我觉得欠妻子太多太多。这些年来，家务、教育孩子的重担都压在她的身上，但她从来没有叫过苦。她具有中国女性的全部美德：贤慧，勤劳，任怨，从来没有动摇过对丈夫事业的全身心支持。我只有在心底里念叨：钦珂，我的成功，有一半应归于你的支持。

　　八十多岁高龄的父亲见到我只说了一句话：“大河不负我望”，听说他对记者说：“我要是再年轻些，也想到南极冰盖上去站一站。”虽说如此，我知道父亲对我仍不是很满意的。他曾对我说过，你要拿一个真正的博士学位，现在有些职称名不副实。

　　母亲却仔仔细细地从上到下看着我，用手抚摸着我脸上冻伤痕，眼泪挂在眼角。

　　父亲告诉我：“你母亲那段时间天天在合掌祈祷。我问：你向哪位神仙祈祷？她说：谁能保佑我的儿就向谁祈祷。”

　　我还是秦大河

　　回到祖国后，国家南极委员会给我荣记一等功，甘肃省委、省政府授予我特等劳动模范和优秀专家称号，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我为研究员。

　　荣誉面前，我感到包袱沉重。有时也想，荣誉是一种好东西，人人都在追求它。可是一旦荣誉变成了负担，那你就应立刻警惕。我目前就面临这种局面。

　　我非常欣赏“人贵有自知之明”那句箴言。秦大河是什么样的人？我只是一位中年科学工作者，是默默战斗在祖国各条战线的十多亿中国人中的一员。我只是尽了我应该尽的职责。我得到的这些殊荣应该说是党和人民对我工作的肯定和支持。

　　也有些同志问我，你是否碰巧了，你的运气真好。我笑而不答。我有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他充其量只讲对了一半。我讲过机遇像河流一样从身边流过那个道理，如果你没有充分的准备，没有紧紧把握住它，那你就应该问自己，究竟是你的问题，还是客观世界的问题。

　　一个人的成长，要靠社会的培养，更重要的靠自己努力。有远大志向，加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任何人都可以达到一个光辉的顶点。

　　这里还要讲一下毅力的重要性。我之所以能够横穿南极，毅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对人们说，不光是凭体力，而是凭坚强的毅力，使我走完了那6000公里。这和万里长征是一样的。崇高的目标，加上惊人的毅力，人世间的任何奇迹都能创造。

　　以后我还要做些什么，当然是科学研究。我是一位冰川学者。我的心已飞到实验室，我那珍贵的800多个雪样在法国的一个冷库中焦急地等待着我去研究呢。

　　因为，我是秦大河。过去我是秦大河，将来，我还是秦大河——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