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上午九点半，中央气象台。如约推开办公室的门，看见一头银发、精神矍铄的李泽椿院士，端坐在办公桌前。莫不是院士比我们先到了？正嘀咕间，他善解人意地先开了口：“没事，我是在干手头的另一件事情，你们很准点。”

主动化解对方的窘迫，一如平日惯有的风格。

交谈中得知，周一至周五，早上八点多来办公室，下午五六点回去，这就是李泽椿院士的日常，和大部分上班族无异、“很有规律”的退休生活。

办公桌旁边叠着厚厚两沓项目资料，每一沓起码有三本《现代汉语词典》垒起来那么厚。余光可见的是，气象、地震、海洋、生态等多个领域的项目评议论证书。

来找他咨询业务工作的人不少，不忙了他就喜欢看书，涉猎广泛，但气象、军事两类书籍，是他不变的“心头好”，有时候也听听民族小调，放松心情。

“1965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进入中央气象台，此后一直没离开过。”他说，“我喜欢这里。”

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从来没高声过，却很有力。

清醒、犀利和温和、包容，如此“混搭”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

想满足一种好奇：是什么样的岁月，塑造了这样一个人？走过那么多跌宕起伏的路，印象最深的是哪些故事？对着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有什么想说的话？

早期军旅岁月，画下人生“四个锚点”

回顾一生，回到最初的起点。他说，是参军的经历为他打下了四个基础，标定了个人成长的基本方向。

他归结说，那就是“跟党走”“重团队”“努力学习”“艰苦奋斗”。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第二阶段，中朝人民军队正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进行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澎湃了每个青年的心，其中包括在上海念中学的16岁的李泽椿。

他毅然报名参军，虽然没上成前线，也高兴得不得了。

他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西南军区空军气象训练班，学习气象观测。这期间，他接触到了影响一生的两份读物——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字里行间，他逐渐读懂了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解放军，以及共产党和解放军为什么能得到老百姓拥护。

这，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

学成之后，李泽椿来到兰州军区参谋训练队做助教。军队就像一个大家庭，李泽椿年纪小，很受大家照顾，许多战士还亲切地叫他“小先生”。正是这样同志友爱、其乐融融的氛围，在李泽椿心中埋下了“团队精神”的种子，在以后的军旅生涯中茁壮成长，成为此后人生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很快，更大的挑战来了。在汉中军分区参谋处，李泽椿接受了一项新任务—去位于秦岭大巴山区的陕南略阳建气象站，为进藏航线提供气象保障。

没有公路、铁路，但又要带着百叶箱、气压表等沉重且精贵的仪器装备，他们先是雇了老乡的马车，从汉中到了勉县；又靠独轮车运着设备穿过羊肠小道，硬是走了4天才到目的地。

那里没有正经的宿舍，只有一个破庙，没有门和窗子，他们就把报纸糊在木格上；没有篱笆，就找几个树干，用草绳拉了一个圈；没有油和蔬菜，玉米面也是一天。终于，上海的学生娃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战士；终于，1953年1月1日，气象站正式开始观测。干气象这一行最看重资料，因此，哪怕人最少的时候只有李泽椿唯一一名技术值班员和一名同事（部队通讯员），他们两个人也硬是靠着轮班倒，保证3小时一次的观测不曾中断。

要做预报员，当上心中那个至高无上的伟大人物

“你的梦想是什么？”不光是21世纪的口头语。和今天的年轻人一样，他的心中也有个梦想。他说，那时，我努力工作不出错，我拼命学习，目标就是想做预报员，在我心目中，那可是至高无上的伟大人物。

做气象观测员的这些年，李泽椿拾起了书本，他不满足只做简单重复的工作，向往探寻更深处气象的秘密。于是，李泽椿做了一个黑窗帘，每次值完夜班牙一咬，窗帘一拉，一头扎进高中课本里。

那时候，生活上的困难不算什么，最难过的是没书可念。他成天跑山下的新华书店，买了不少书籍来看。成天捧着一本苏联的教材库尼兹的《天气学》，囫囵吞枣似地读，看得似懂非懂，兴致盎然。

1955年，李泽椿被选派到北京气象学校中专班学习。这时他对气象的兴趣已浓到了化不开，1956年报志愿时，只填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的气象专业，并成功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气象专业。1961年国家恢复研究生制度，1962年，李泽椿又师从谢义炳院士攻读北京大学气象专业的研究生。

1965年研究生毕业，李泽椿被安排去气象台工作。按惯例，研究生是极少去业务单位的。但在此后的10多年里，他无怨无悔扎根业务第一线，通过值班、预报、签发和把关，他熟悉了全国天气，并从中得到了锻炼，一些有关全国天气预报的知识与经验就是在那时积累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其实是我人生中很大的一次机遇。”台风、暴雨等灾害性天气造成的损失使他有了深刻认识，深感气象工作的重要性，并看到气象科学的责任及不足。

1975年8月8日，河南驻马店地区，一片泽国，数以万计的生命淹没在滔天洪浪之下。

李泽椿是灾后第一批到达现场的预报员之一。“我们的预报顶多报了100毫米，而实际上暴雨中心最大过程雨量达1600多毫米。”近半个世纪过去，这两个数字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那个晚上，气象部门刚有的气象卫星接收设备坏了，河南唯一一部雷达也因为停电陷入瘫痪；和所有预报员一样，没了“耳目”的他，在骤然而至的天灾前，感觉渺小而无助。

“要改进预报路径！” 中央气象局将之提上了日程。

“要发展数值预报！”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国家作出决定。

数值预报工程挑 “大梁”

挑起数值预报工程的“大梁”，李泽椿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锋芒渐露。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他带领团队与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合作，建成了我国第一个自动化短期（3天）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很快，又在计算资源较差的情况下带领国内13个研究机构近300名科技人员进行攻关，让我国一跃成为国际上少数几个能制作中期数值天气预报的国家。

其间，他还牵头研制了我国台风与暴雨数值预报系统，主持了“并行计算在数值天气预报（NWP）中应用”科研项目，提升了我国气象预报水平。

但李泽椿从不居功，即使成为中央气象台资历最深的人，始终保持清醒。“搞数值业务预报，比我资格老的大有人在，就是从数值预报研究深度上来说，我也比不上很多人。要说我做的工作，就是搞了数值预报模式，然后将其应用在业务系统上。”他觉得，“我总是遇到好人啊。” 领导重视他、培养他——年纪轻轻就对他委以重任不说，业务急需的设备，他一提，二话不说就批给他。同事尊敬他、支持他——没人因为他资历不深就心生轻视，甚至别人谁都不服的“刺头儿”就对他服气。

顾全大局，心中无私，重视团队里每个人的才华和感受；平易近人，从不耍官威、端架子；说话办事有分寸、更有人情味；更重要的是，那份与生俱来的豁达通透。

一路走来，几乎算得上白手起家，但他从来不讲胼手胝足的苦楚：谈到引进巨型计算机时，从不讲鞍马劳顿，倒是有一箩筐斗智斗勇的故事，尤其是说到面对外方不合理的要求，他不卑不亢反将一军时，眼里是满满的得意。

凌晨时分到机房调程序、改方案，不是想“悬梁刺股”地拼命，更多的是想“随心所欲用电脑”；900千克重的巨型计算机引进了，机房还没解决，本来焦头烂额的场面，他找了建筑设计院商量，灵光一闪多加了一根横梁，居然解决了……

或许在他记忆里始终鲜活的从来不仅仅是成就本身，更是那个年代，他和他的团队为满足党和人民的期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与艰苦条件作斗争，遇山开路，遇水架桥。

最想说的话：预报，一定要落在服务上

“当年，提出发展数值预报时，中国气象局唯一明确的就是：数值预报，必须要以中央气象台为阵地——不在研究院、不在实验室，而是要建在作为业务一线的中央气象台。为什么？就是为了不让数值预报业务变成一个纯粹的研究成果。”秉持“边研究、边应用”的理念，让数值预报从实践中来，回到业务中去。

“预报员不能只会用数值预报产品，更是要利用数值预报模式中凝练的解释大气运动的规律，分析天气变化的物理过程。”李泽椿分析认为，从目前客观预报业务发展来看，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都无法取代预报员的存在。但科技对应的，是国家和人民对预报服务不断迭代升级的需求。

“这个时候，一方面那当然要抓技术，但另一方面，人的作用更显得格外重要，培养科研型业务骨干十分重要。”他始终这么认为，“数值预报这个工程项目，需要一代又一代愿意为气象事业、为预报事业奋斗终生的人。”

和数值预报打了一辈子交道，问他如果想给后辈留下什么忠告，他说很简单，一句话：数值预报，一定要落在服务上。

“叶笃正、谢义炳先生一开始就定了这么一个方针：引进—吸收—业务化—创新。我们把开头的三步做了——建了短期、中期、台风与暴雨数值预报系统，下一步就是创新了。而创新，就在这一代气象人。”

不觉已到正午。像平日中午多数时间一样，李泽椿自己带饭用微波炉热了吃， “这几年开始，腿脚不好了，局里给配了一个司机，专门接送上下班。” 他住的地方就在气象局大院里，不过五六分钟脚程，但他也不愿中午麻烦人。 “别人照顾你，能少用人家时间就少用。”

起身告别时，感到他眼里的笑意直戳心窝。那一刻，仿佛看到当年那个少年，骄傲地扛起一杆枪，一甩头，说：“走！到党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